用“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来形容索尔仁尼琴，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若是反过来，说命运决定了他的性格，同样成立。八年的古拉格——劳改营生活永久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人生轨迹，注定了他此后的文学道路、作品主题，甚至思维方式和个人性格，他从此不懂得宽容，也再不会放弃，认准了死理，像牛犊抵住橡树，除了他民族先知一般的使命，什么都可以抛弃。

    他是新制度的同龄人，但比后者活得更长久——多活了17个年头。8月3日，几乎一辈子处于争议漩涡中的俄罗斯大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因心脏衰竭引起的大面积中风在莫斯科去世，走完了89年的多舛人生。

    他去世后，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普京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表达了对死者的敬意。普京在声明中说，索尔仁尼琴“整个一生的艰辛之路”都将“给我们留下一个范例，印证着对人民、对祖国，以及对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的全心投入与无私奉献”。戈尔巴乔夫则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命运的特例，他的名字将存留于俄国历史”。

    2007年，时任总统的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了俄罗斯的最高荣誉——国家奖。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尤里·奥西波夫在宣布获奖者时称，若没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内地很早就开始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82年就有了群众出版社出版、田大畏等人翻译、长达140万字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全本，而且此后不断再版。目前，除政论多过小说的《红轮》系列外，索尔仁尼琴的主要文学作品均已有中文版问世。

   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

    索尔仁尼琴的夫人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告诉国际文传电讯社，丈夫是以他希望的方式死去的。

    “他想在夏天死去，他死在了夏天。”索夫人说，“他想在家里死去，他也死在了家里。总的说来，我认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这辈子活得艰难，但还是幸福的。”

    这的确是艰难又幸福的一生——他上过战场，立过战功，蹲过大狱，被劳改，被流放，被驱逐，但也登上过作家的荣誉巅峰，而且到了晚年，他总算活着回到了祖国，不必客死在他厌恶的另一个世界——他眼中沉沦于物欲汪洋的消费主义的美国。

    191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生于一个哥萨克炮兵军官家庭，不及他降生，父亲便死于狩猎事故。23年后，哥萨克炮兵的遗腹子也进入炮校学习，1942年上前钱，因英勇多谋，两获军功章，官至大尉炮兵连长，然而1945年2月，在对德战争胜利前夜，红军打到东普鲁士时，他被抓起来了。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与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中学同学柯克在信中比较了列宁与斯大林的著作，但事实上，他并未在信中提及领袖的名字，而只是写了一个“长胡子的人”。他被缺席判处八年劳改，“当时这要算温和的判决。”他后来说。

    他在劳改营里完成了一个作家的自我教育，出狱后又长了癌瘤，到地狱的“第一圈”走了一回，幸而痊愈。社会的和疾病的两种地狱，他都见识过了，现在只需加上自己的天才和思想，将见闻写成小说。

    1962年，经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发表，惊艳前苏联与世界。索尔仁尼琴横空出世，用《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话说，便是“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不经索氏提出申请，前苏联作协将他吸收为会员。

    但索尔仁尼琴想要得到更多。1967年，他给正在举行的第四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写公开信，要求完全的创作自由，并指责作协领导是无用的废物。这封信以及描写玛甫里诺特殊监狱的小说《第一圈》1968年不经批准在西方的发表，大大恶化了双方的关系，于是，在未听取他本人申辩的情况下，作协又将他开除。

    1970年，《癌病房》俄文版在巴黎出版。同年，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因为索尔仁尼琴“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害怕出国后当局不让他回来，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奖金也暂存在国外，直到四年后，他被驱逐出国，才去领了这一大笔钱。

    他与作协的耐心都到了极限。此时，他后来的妻子娜塔利娅·斯维特洛娃已经进入了索尔仁尼琴的生活，两人在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别墅里同居了。于是，他一边忙于和1950年出狱后复婚的结发妻子娜塔利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离婚，一边请了多人，昼夜不停地秘密打印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的手稿，并拍成缩微胶卷，找人偷带出国。1973年底，《古拉格群岛》首卷在巴黎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再无回转余地。转年2月12日，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反复研究决定，他以叛国罪被捕，第二天即被押上飞往西德的飞机，驱逐出国。

   回到俄罗斯

    在欧洲盘桓两年，索尔仁尼琴1976年抵达美国佛蒙特的卡文迪许镇，一住就是18年。然而，对整个西方世界，他很快就失望了。1978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随即在6月8日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谴责西方文化的著名的哈佛演讲。

    在这篇轰动一时的讲话中，他将美国称为精神上的矮子，沉于庸俗唯物主义，只知享受，目光短浅，缺乏毅力，没有追求。他通过翻译，用俄语大声宣布，美国人是一群懦夫，几乎没人愿意为了理想去死。他既抨击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软弱，也批评美国的乡村歌曲俗不可耐，而美国新闻界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个人隐私。

    “许多人西方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招惹了这个人。人们本以为他是伟大的作家以及不服从俄国权威的英雄。”《纽约时报》写道，“然而，他好像要把每个人都狠狠揍上一顿——民主派、世俗派、资本家、自由派和消费者。”

    《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则认为，此后的索尔仁尼琴“常常被视作反复无常的怪人、君主专制主义者、反犹分子和易怒者”。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甚至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福特总统离索尔仁尼琴远点儿，因为他“与总统的会面不仅将触怒苏联人，也会因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观点而引发争议。”福特听从了基辛格的劝告，对索氏避而不见。

    索尔仁尼琴此后在佛蒙特小镇深居简出，过着隐士般的生活，直到1994年回国。

    但这一次，他再次失望。对叶利钦“休克疗法”造成的乱局，他十分不满。1998年八十大寿时，他公开绝接受叶利钦颁授的圣安德烈勋章。索尔仁尼琴早已离小说越来越远，此时一心一意搞政治——尽管是超党派。他先后出版了多本为俄罗斯“诊病”与指路的专著，希望国家回归伟大的俄国传统。

    对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张捷曾写有专文，完全持否定态度，他称索氏为撒谎者，与外国人“里应外合”地攻击祖国。

    这种说法并不少见，早在1967年，另一位苏联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在给作协的信中便曾写道：“他，索尔仁尼琴蹲过监狱，没经受得住严酷的考验，发疯了……不能让这样的人写作。”据蓝英年在《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一书中记述，索尔仁尼琴日后以诋毁肖洛霍夫的文学声誉作为报复，称《静静的顿河》乃肖氏剽窃他人作品而来，酿成一桩沸沸扬扬、绵延三十年的文坛公案。

    在俄罗斯国内，确有人不满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的颐指气使。2002年，另一个著名的流亡作家沃依诺维奇便以所著《神话背景下的肖像》一书，挑战他的权威。刘文飞在《思想俄国》一书中转述沃依诺维奇的话说，在被神化了之后的索尔仁尼琴身上，显然存在着诸多悖论：他号召“不能虚妄地生活”，可是他却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握有真理；他倡导虔敬、和谐的宗教精神，可他的性格中却最少宽容和忍让；他肯定个性的权利和价值，却又推崇“开明的专制”。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过分，它仍然触及到了索尔仁尼琴性格和思想中的另一个侧面。他一辈子处于争议漩涡，即使现在，在哀悼与致敬的同时，人们也发现，对他的盖棺论定仍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围绕着他的作品，他这个人，争论没有终止，也许仍将继续。（康慨）